全球贸易一体化背景下，贸易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伴随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发展转型，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缩小，尤其是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突破引发了美国的不安，中美贸易争端尖锐化凸显。美国长期将中国知识产权作为贸易谈判的焦点议题，在这一轮贸易争端中更是极尽责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压中国经济、科技，对中国企业、科技人员予威慑恫吓、规制遏制。

中美贸易争端实质上就是关于未来的创新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在美国各种遏制打压手段中，最具长远杀伤力的就是对规则的把控（包括改写和建立）。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觉并予以高度重视，在奋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质量的同时，需要调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思路，充分关照新形势下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变化态势，在知识产权战略上做前瞻性布局。

关于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几点认识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起自改革开放，从开放之初立法、修法，逐步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同时形成了知识产权管理、行政执法、司法及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等工作体系。

2019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从知识产权授权、行政、司法、仲裁调解和行业自律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占据知识产权优势地位，主导着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作利于本国的安排。40多年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从被发达国家“鞭策”着“被跑”，到之后主动“跟跑”、甚至“并跑”，尚少有基于自身整体的创新需要、且能够从容地选择最有利于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水平和国际规则。

现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览全球，经济全球化狂飙即使因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逆流，但发展方向不可逆转。因此，无论国力体量还是外部环境，都昭示我们有条件、有机会，也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新一轮重构性调整。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加深对知识产权规则主导权重要意义的认识。

美国高超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规则，保障其科技发展以及科技霸主地位。

把控规则是美国制胜的重要因素。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得益于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和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主导。

早在1790年，美国便颁布了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和版权法，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之一。美国完善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成为其构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从早期借助WIPO平台参与全球知识产权事务，到推动TRIPS将其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规范，美国为自己争得了全球化时代的先发优势，之后不断增强规则变革的话语权。而当其诉求遭一些TRIPS签署国抵制时，美国即转而去谋求区域和双边谈判，借助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来维护和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

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知识产权规则迫使发展中国家出让利益。

美国既要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特别是数字高科技方面的赶超。美国动辄援引国内法——启动“301调查”，拿所谓的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挑起贸易争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威胁。

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以冠冕堂皇的制度之名谋取利益最大化。诸如，借口贸易迫使发展中国家自我审查并修改本国法律，将知识产权作为国际竞争的工具和贸易壁垒，打着公平的旗号滥用知识产权等，挤压着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空间。基于制度霸权的核心利益需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国对中国的经贸打压势必会再来，定会寻求以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和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作为。这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创新发展始终是一种长远威胁。

国力体量的现实要求中国成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引领者。

       中国科技正向着价值链上游攀升。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制中，中国早已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与之相应的知识产权强国，握有足具市场控制力的知识产权，强有力地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利益，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这必然要求中国要具备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能力，抵制知识产权霸权，以保障国家未来发展。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营造并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需要在国际规则上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引领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议，“领跑”全球化时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不可否认，至今我们无论是对规则话语权层面的战略谋划意识，还是制度政策研究的专业力量现状，都严重准备不足。在中美贸易争端应对中，也更多是考量眼前利益，停留在既有规则层面的博弈，还未能着眼长远的国家经济安全去做足够的战略谋划。

知识产权政策的选择多受限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约束和规制，难以制定以实现自我利益为主要目的导向的政策。此外，我国知识产权教育体系方面，也还存在着知识产权学科地位较低、知识产权研究力量分散等问题，知识产权专业学术管理及学术成果的评定，往往受到一级学科专业要求的制约，难以开展深度的学术研究。

虽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未见底，但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发展，国际规则已然进入重构期，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及法律框架也面临重构性调整。我国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为此，迫切需要在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加大前瞻性研究布局。

第一，努力提升国际意识和规则主导意识。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不单纯是一国之内的事务，必须密切关照国际经济活动，估量责任权利与本国地位能力，确定利于本国的制度选择，必须具备国际意识。规则是未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生命线，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正处于调整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透过中美贸易争端的滚滚硝烟，认识其“规则之争”的实质所在。因此，在继续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同时，我们要更自觉地站在国际高度，以更自觉的“规则主导”意识，从国家整体利益需要出发，考量并提起国际规范、规则标准的修正和制定。

第二，重视加强知识产权政策的专业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要注重放眼全球化趋势及其变化，把握新时代要求，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在研究目的上，以反制技术霸权为目标，落在政策实务层面，就全球议题的设定与规则的制定，以及综合性的政策安排提出建议。在研究的内容上，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动态和前沿问题的研究，发掘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秩序演变的趋势，洞察潜在的竞争性威胁，借鉴他国好的做法，如借助国内法处置知识产权问题，以知识产权法律来构建全球贸易体系，研究组合应对策略，并为中国破除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提供法理依据的阐述。

第三，积极参与开展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修改以及新体系构建。重视和维护WTO和WIPO作用的发挥，争取在WTO和WIPO框架下，利用WTO规则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在WIPO有关国际条约的磋商中发挥作用，捍卫我国利益。借助各类区域合作组织，形成促进区域性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规则，包括推动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完善等。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协同对接，更大力度地支持培养复合型知识产权法律和管理高层次人才的知识产权专业学院，积极开展面向沿线国家的知识产权学历教育和人员交流；通过探索设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知识产权协同的统一制度、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构建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培养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人才，争取中国在有关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增强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

当前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未退去，其引发世界格局变革、制度变革的可能不容忽视。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规则主导权层面的软实力，通过知识产权规则来参与全球治理，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升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前瞻性布局依然任重而道远。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4月下、5月上合刊

原标题 |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亟需前瞻性布局